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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在2024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第十四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张军扩指出，宏观政策的主要任务，主要是防控风险，并为调整转型过程创造有利市场需求和要素供给条件。而体制政策问题和外部环境问题，则主要依赖于政策调整、深层改革和高水平开放，这应当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宏观经济治理的重中之重。
谈及资本市场，张军扩指出，中央提出要培育壮大耐心资本，为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提供稳定的长期投资。离开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耐心资本的培育壮大也会面临较大困难。他认为，政策的调整，一方面，要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做好新旧政策的衔接，按照法不纠既往的原则，处理好存量与增量的关系，政策的酝酿、颁布与实施要有一定的提前量，从而给相关企业的调整留下一个必要的、合理的过渡期。另一方面，要尽可能明确各项政策调整的规则、程序、细则，减少调整的随意性和自由裁量权，增强政策调整的可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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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关注制约经济持续稳定回升的深层问题
张军扩指出，当前制约经济回升向好和影响市场主体预期信心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发展阶段和结构性的，二是体制与政策性的，三是外部冲击性的。
首先，发展阶段和结构性原因概括地讲，就是当前我国发展正处在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房地产供需形势的显著变化及其对内需的深刻影响。同时，消费需求的持续不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阶段性变化影响的一个结果。
其次，体制和政策环境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中全会确定的一系列重大改革需要加快推进、落地见效；中央提出的建立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的任务需要进一步贯彻落实；以及营商环境方面面临的一些深层问题，比如隐形壁垒、隐形歧视和不公平竞争问题、新官不理旧账、账款拖欠、知识产权保护不力问题等，有待于通过采取进一步更加有效的政策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最后，外部环境严重恶化也严重影响预期。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遏制打压的不断加剧，以及地缘政治博弈背景下的供应链重构，不仅对我国对外贸易的稳定性造成冲击，也造成中国制造业订单转移，推动了中国企业的成建制的产业链外迁，对中外企业预期信心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进一步深化改革要聚焦重点问题
张军扩认为，结构问题需要有一个逐步调整和转型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宏观政策的主要任务，主要是防控风险，并为调整转型过程创造有利市场需求和要素供给条件。而体制政策问题和外部环境问题，则主要依赖于政策调整、深层改革和高水平开放，这应当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宏观经济治理的重中之重。
结合当前经济实际和对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张军扩提出四方面建议：
一是要把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要求进一步落到实处。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同时，在继续落实好各项明文规定的支持政策的同时，针对民营企业在参与招投标、获得融资支持、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等方面的隐形壁垒或隐形歧视问题，作为关注重点，进行专门治理，并研究出台更具可操作性、可检验性的措施。
二是要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着力保障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下一步深化改革，要按照三中全会提出的即“放得活”又“管得住”的要求，进一步明确政府作用的边界，要按照“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要求，把“对政府来讲，法无授权不可为，而对市场主体来讲，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真正落实到位，且以法律充分保障。
三是进一步增强政策环境的稳定性、可预期性。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有利于企业家形成长远眼光，进行长期投入。中央提出要培育壮大耐心资本，为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提供稳定的长期投资。离开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耐心资本的培育壮大也会面临较大困难。政策的调整，一方面，要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做好新旧政策的衔接，按照法不纠既往的原则，处理好存量与增量的关系，政策的酝酿、颁布与实施要有一定的提前量，从而给相关企业的调整留下一个必要的合理的过渡期。另一方面，要尽可能明确各项政策调整的规则、程序、细则，减少调整的随意性和自由裁量权，增强政策调整的可预期性。
四是要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努力扩大对外开放，不断优化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在切实落实已经出台的各项开放举措的同时，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更加注重处理好释放内部需求潜力与扩大开放、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关系，在内外互动、合作共赢中形成良性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